8月28日，国内知名存储芯片企业长鑫存储正式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状告美国国防部，要求撤销其被贴有的“中国军事企业”标签，彻底移出美国所谓“在美国运营的中国军事企业”（CMC）清单。此次诉讼延续了近期多家中企挑战美方不合理制裁清单的维权路径，且可依托美国巡回上诉法院最新判例形成有力法律支撑。
长鑫存储在诉讼中明确主张，美国国防部对其的列名决定毫无充分事实与证据支撑，判定过程主观武断，同时该行为侵犯了企业依据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享有的程序性正当程序权利。据企业披露，其核心产品DRAM芯片均聚焦民用与商业场景，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个人电脑、服务器、人工智能系统等领域，企业与中国军方无任何隶属、关联关系，完全不符合CMC清单的列名条件。
梳理事件时间线可见，长鑫存储的遭遇充满美方决策的随意性。2025年1月，长鑫存储首次被美国国防部纳入CMC清单。此后一年多时间里，企业持续主动向美方提交各类佐证材料，申请对列名决定开展重新审查，积极争取更正结果。2026年2月，美国国防部曾向《联邦公报》提交新版CMC清单草案，其中已移除长鑫存储，但这份纠错文件在发布当日便被无故撤回。同年6月，美方正式公布2026年CMC清单，长鑫存储再度被列入。美方给出的理由是，企业与中国工信部存在直接关联，与国务院国资委、工信部存在间接关联，但始终未对“先拟移出、后重新列入”的决策反转给出合理解释。
基于完整事件脉络，本案核心聚焦两大关键法律争议。其一为实体性争议，即美国国防部能否举证证明长鑫存储符合美国《国防授权法》第1260H条规定的CMC列名标准；其二为程序性争议，即美方在作出、变更列名决定的全过程中，是否严格遵守第五修正案的程序性正当程序要求。其中，程序正义争议已成为近期所有CMC清单相关诉讼的核心博弈焦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长鑫存储提起本次诉讼的前十天，美国D.C.巡回上诉法院接连出炉两起关键判例，为中企维权提供了重要司法依据，分别为8月18日的禾赛科技案、8月14日的大疆案二审判决，且这些判例已被多家涉事中企援引维权。
在禾赛科技案中，核心争议正是CMC列名的程序合法性。禾赛科技此前曾主张，美国国防部在将其列入清单前，未披露具体列名依据，也未给予企业有效申辩、回应的机会。D.C.巡回上诉法院最终作出利好中企的判决，明确CMC清单列名不仅会对企业造成严重声誉损害，还将直接导致企业自动丧失部分美国政府合同投标资格、无法获取相关财政支持，这类实质性权益损失，构成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所保护的合法利益。
法院进一步明确，企业无需举证自身正在竞标具体美国政府合同，仅“被依法剥夺平等参与相关政府项目竞争的资格”这一事实，就满足司法认定中“Stigma Plus”的核心要件。同时，法院划定明确程序标准：美方原则上必须在最终列名前，向涉事企业公开拟采信的非机密证据材料，并给予企业充分、有实质意义的回应申辩机会。即便基于国家安全、外交政策需要需先行列名，美方也必须结合企业具体情况专项说明理由，不得仅凭“企业可能转移资产、变更股权、隐匿关联关系”等通用风险笼统搪塞。该案最终判决美方需重新履行合法列名程序，未直接撤销列名决定，但从程序层面严格约束了美方的随意列名行为。
而稍早的大疆案二审判决，则确立了行政审查的核心原则。大疆此前起诉认为，CMC标签严重损害企业全球业务与品牌声誉。法院经审理认定，尽管大疆丢失部分美国客户与本土市场，但全球无人机销售业务仍正常开展、规模可观，未达到“被彻底排除原有主营业务”的损害认定标准，因此未支持其基于声誉、业务受损的核心诉求。
但该案在司法审查规则上形成重要突破，明确坚守Chenery原则（谢弗里原则）：法院审查行政机关的决策合法性，只能依据行政机关作出决定时的原始理由与依据，不得采信诉讼过程中行政机关事后补充、补交的理由，为原本存在瑕疵的行政决定“补正合法化”。这一规则直接杜绝了美方事后拼凑证据、补强列名依据的操作空间，对所有CMC清单诉讼均具备普遍适用效力。
两大标杆性判例落地后，迅速成为涉事中企维权的重要法理支撑。8月20日，阿里巴巴在相关诉讼中援引禾赛科技案判决，主张美方列名程序违法，未提前告知列名依据、未给予申辩机会，侵害其正当程序权利。8月21日，长江存储也将两份二审判决一并提交法院，用以支撑自身程序维权主张，反驳美方“旧列名争议已失效”的抗辩理由。
此次长鑫存储起诉美国国防部，正是延续了当前CMC维权诉讼的核心博弈逻辑，同时叠加美方决策反复、无合理解释的程序瑕疵，兼具实体与程序双重维权依据。禾赛科技案明确了涉事企业享有的正当程序权利与美方的法定流程义务，大疆案则锁定了美方行政决策的审查边界、禁止事后补证，两大判例将为长鑫存储的诉讼提供坚实的司法支撑，也将持续约束美国国防部随意列名、滥用单边制裁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