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受访人：Henk W. Volberda——阿姆斯特丹大学商学院战略管理与创新学教授，他同时还担任阿姆斯特丹大学商业创新中心科学主任。Volberda长期以来关注荷兰本土高新企业发展，在有关营商环境战略调研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集微访谈：最近有一则引发全球半导体圈的惹人注目的新闻，ASML一度被盛传考虑把总部搬离荷兰，荷兰政府为了留住ASML，发起了“贝多芬行动”，并且决定投资25亿欧元，您觉得“贝多芬行动”的挑战性主要有哪些？
Henk Volberda：最近ASML的CEO表示公司正在考虑总部的重新选址，不确定荷兰是否还能让企业继续保持成长，所以有可能把总部搬到荷兰之外。ASML是荷兰国内最大的企业之一，年营收差不多280亿欧元，研发投入45亿欧元左右。政府为了挽留ASML，于是发起了“贝多芬行动”，并决定投资25亿欧元。
这25亿欧元的流向，主要有三个部分。首先是住房建设，因为ASML的很多员工都来自全球其他国家，他们在当地上班办公，需要配套性的居住公寓；其次是教育投资，主要给当地的大学，这对科技公司的人力资源是很重要的。
第三点是投资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让总部所在地和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看齐。
我认为ASML总部的基础设施建设其实算相当不错了，但由于人口拥挤，业务繁忙，所以需要进一步提升。
ASML的CEO为何抱怨国内的营商环境不好？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在去年也就是2023年的10月27日，荷兰国会（House of Parliament）决定终止所谓的“高科技专家税收规则”。这条规则规定高级工程师不用缴纳全额所得税，有30%的税收折扣。这对雇员构成非常国际化的ASML来说是很重要的；还有，荷兰政府修改了股票回购和税收的关系，股票回购导致股价上涨，会多交18%的税。这就是为什么ASML的CEO认为荷兰的营商环境不好，政治决策和商业规划脱节了。
第三点，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荷兰政府原有一个投资科技公司、高校和科研机构的210亿欧元的发展基金被国会叫停，打算重新调整用途。
第四点，荷兰的教育部门最近也在改革，决定让大学本科教育增加荷兰语修课。荷兰很多大学的学生都来自北美、中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国际生占比高达65%，这些理工科学生毕业后很多都进入ASML和NXP等大型半导体公司工作，让他们在本科阶段就要增加荷兰语学习，无疑会降低对国际生源的吸引力。
第五点，高科技公司在荷兰原本有“创新-减免”税收政策，即（innovation box），允许研发密集型公司为其研发投资实现的利润缴纳更少的税。 它们无需缴纳 25.8% 的普通关税，而是只需缴纳 9% 的税。 然而，国会议员多数议员认为这项财政规则的吸引力下降。
总而言之，对ASML和其它大型跨国公司来说，荷兰国内出现了太多不确定因素，像ASML这种连续成长了20、30年的大企业是很讨厌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的。综合来看，荷兰对半导体公司有不少积极正面的支持扶植政策，但因为税收体系的改变等因素变化，让国内的营商环境吸引力正在下降。企业在抱怨各类政策变化的同时，也在担忧各种不确定性的增加。毕竟，目前荷兰政府处在换届的敏感期，距离新政府上台还需要一段时间，目前各党派正在为自己利益不断讨价还价。相对来说，一些比较新的政党，其执政视野更多瞄向国内，他们希望减少移民数量，其竞选口号和执政方针有一些像美国的“特朗普新政”。所以，ASML会觉得国内的营商环境变差了。
集微访谈：综合以上各因素，如基础设施建设，税收改革，教育改革等等，可以说是总部在荷兰本土的半导体公司比如NXP和ASML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Henk Volberda：是的。目前正在调整中的各类政策对我们营商环境不利，政府需要负担起更多责任，比如在住房、教育和基础设施项目上预留5亿欧元；财政部门也在提议保留专家免税条款和稳定股票回购征税政策，但财政部门还需要发掘新的预算来源，而且也需要得到议会的批准。
所以，在真正能决定经济事务的重大问题方面，政府和议会是有分歧的，现在的各种决策显然不利于投资和营商环境的改善，在政党轮替阶段，很多决策的下一步走向未定，这也给“贝多芬行动”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
集微访谈：之前很多荷兰的大型公司，比如壳牌和联合利华都把总部搬离了荷兰，但荷兰政府这次显然认为ASML不一样，是必须要留住的。
Henk Volberda:是的，壳牌和联合利华也搬迁了，他们把总部搬到了英国，但背后的原因也是因为它们本来也是双总部的企业发展战略。尽管如此，这些看起来搬走的公司在荷兰仍然非常活跃，在荷兰有很多营业活动，但从长远来看这对荷兰来说不是一个好的发展前景。
还有其他大型荷兰公司也在重新考虑他们的商业模式并考虑搬迁。我们在荷兰每年都在做有关商业环境调研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确实看到了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在应对各种问题方面不太积极。目前企业方主要的担忧是诸多规则和政策在政府层面有太多不确定性。因为债务、投资、气候和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在荷兰工作和生活的当地人对生活质量的感知度是非常高的。对高科技企业来讲，荷兰的投资环境还是有不少积极正面因素的，比如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现在荷兰很多大型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站出来警告政治家要小心行事，他们认为，荷兰有很多跨国公司，客户也是全球性的，损害本土公司的利益也会损害客户利益，从长远来看，营商环境的恶劣显然对这些全球性的客户也是很不利的。
集微访谈：对于NXP和ASML来讲，这些大型半导体公司是荷兰和欧盟科技政策的连接纽带。荷兰可以以此借力，拿到欧洲芯片法案的一些补贴。“贝多芬行动”的部分资金来源是否也来自欧盟方面？
Henk Volberda: 三年疫情让欧盟认识到，在半导体领域欧洲对外的依赖度是很高的，政策的制定方向是希望更能战略自主，这是“欧洲芯片法案”出台的初衷。以此为助推，台积电在德累斯顿，英特尔在马格德堡都在建新厂，特斯拉在柏林也有大型工厂，我们可以看到，德国和法国这些欧洲大国在法案中的话语权很高。
为什么台积电选择在德累斯顿而非埃因霍温建厂，而且NXP也跟随台积电过去？这主要是因为德国愿意给高达120亿欧元的补贴，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德国政府。所以我们看到，荷兰的营商环境总体来看不差于德国和法国，但大型半导体公司还是选择了这些大型国家，原因之一就是补贴、资助计划。
集微访谈：最近一段时间，美国政府收紧了光刻设备进出口管制规则，这会对中荷两国的半导体商贸造成什么影响？
Henk Volberda：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有一些难以回答，这其实是个地缘政治问题。中美在半导体进出口问题上出现了一些紧张局面，有关半导体的战略自主权，以及美国认定的某些盟友国家将在多大程度上在战略性科技自主方面协助第三方国家等问题上，也是有分歧的。美国卡的是EUV这种非常先进的光刻设备，这些设备大约只占ASML光刻设备总量的2%左右，不过，进出口管制肯定会对ASML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集微访谈：前一段时间荷兰首相吕特访华，并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会谈。半导体业界判断，吕特带来的议题方向之一是光刻机在华销售和维护问题。公开的信息显示，双方就俄乌冲突问题也谈了很多。吕特被认为是下一届北约秘书长的热门人选，荷兰政府的重大认识变动，会对中荷双边关系造成什么影响？
Henk Volberda：中国是荷兰重要的商贸伙伴，这是荷兰首相访华的最主要原因。我们与中国在各方面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作为商学院教授，我有很多中国学生，包括不少的博士生。
对于荷兰首相吕特来说，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非常重要，双方讨论的重要部分应该有贸易和技术谈判等。ASML仍然保持了对华市场的大量出口，但由于外部的政治局势，荷兰又不得不和一个重要伙伴美国在出口管制问题上保持一致，我不认为美国的插手会真正撼动中荷两国的商业往来。但俄乌冲突则是另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作为下一届北约秘书长的热门人选，吕特希望能在俄乌冲突问题上得到中国帮助，毕竟，中国也是俄罗斯的亲密合作伙伴。
另外还有一点，很多大型的中国跨国公司也在欧洲设有分部。我们也许希望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把欧洲总部设在荷兰，利用好荷兰的商业基础设施。
集微访谈：日前传出消息，美国和欧盟承诺将合作期限延长三年，以识别半导体行业的干扰，特别是针对主流的“传统”芯片。双方打算继续收集和分享有关非市场政策和做法的非机密信息和市场情报，承诺就计划采取的行动进行相互磋商。欧美的这种合作，会对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造成什么影响？
Henk Volberda: 我以电池行业的原材料为例回答这个问题。欧美审查中国某些行业的供应链，是因为在这个领域中国几乎是是完全独立的，而且欧美又非常依赖中国。在电动汽车所需的电池原材料方面，欧美还在找替代方案。
集微访谈：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半导体资本市场正在发生变化，监管机构逐渐加强了对企业财务指标的审核，提高了IPO的门槛；同时在市场出清的大环境下，业内不少细分赛道并购整合的呼声很高，如何看待中国半导体市场新一轮的结构性调整？
Henk Volberda: 我现在还不清楚中国资本市场监管机构加强IPO资质审核的具体原因，但半导体市场强调的是创新性，创新性代表了企业的成长性，对那些破坏公平市场竞争环境的公司需要做出一些惩罚，市场需要出清。
在荷兰，基于自由市场经济理念的并购是很正常的，并且会时常发生，这是资源优化配置和市场出清低效产能的重要手段之一。除非并购方来自海外，而被并购方是本土的某些关键技术类公司。如果一家外国公司想要进入电信行业，那么可能出于战略原因，我们荷兰的监管机构估计也会出手干预。但如果不是关键高科技基础设施行业，那就要取决于市场的自发行动了。
